客體關係把"關係"
置於人性是什麼的中心
客體關係導論
拉文尼．鞏美之（Lavinia Gomez）著
陳登義 譯
本書簡介：
客體關係把“關係”置於人性是什麼的中心。其前題是：人性基本上是社會性的，我們對他人的需求是最基本的。
客體關係的起源來自對古典弗洛依德理論以英國（其實不列顛包括的應是英格蘭、蘇格蘭及威爾斯）為根基（British-based）所做的發展。
其早期倡導者包括：梅蘭尼．克萊茵、隆那．費爾邦、唐諾．溫尼可、麥可．巴林、哈瑞．甘翠普以及約翰．鮑比。
在這本撰寫頗為嚴謹且富批判性的導論中，拉文尼．戈美之依年代先後順序介紹了這些主要理論大師們的生平與著作，讓讀者能夠認識到客體關係究竟如何發展以及其理論究竟如何建構，彼此之間理念如何分歧甚至對立。
當類似的現象透過每位理論大師的銳眼檢視，乃逐漸浮現出對各種概念的某種理解。每個理論背後會有一針對該人生平的簡要撰述，裨對其理念能有一更深的理解和更具批判性的領受。
本書第二部分則針對客體關係在諮商輔導和心理治療實務上的應用；觸及各不同取徑如何整合的課題；以及在社會和文化性團體中以及與邊緣型人格和精神病人進行治療工作時所帶來的挑戰。最後一章則檢視了客體關係的基礎。
雖然本書的寫作乃針對心理治療與諮商輔導的學生，它的生動活潑及深入淺出必然吸引所有想探索此一耐人尋味領域的人們想一窺究竟。本書精采處在於其涵蓋面廣，對不同理論導向態度開放，並深深察覺到客體關係實為文化上有其特殊影響力的一門思想體系。
導 論
本書目的是針對以各種理論取徑在學習心理治療及諮商的人們以及其他有興趣的社會人士們介紹客體關係。
它分成兩大部分：理論與應用。
第一部分是以弗洛依德理論的摘述開始，這是客體關係所源起的根基。
接下來是透過它主要的開創者各種不同觀點來敘述客體關係的歷史發展。
第二部分討論的是在應用某一客體關係取徑時所衍生的實務及理論方面的問題。
關於實務的一章探索的是在各種取向心理治療及諮商方面，以及更廣泛的助人專業等方面，
究竟理念及態度上如何使用客體關係。
下一章“如何處理差異及相反意見”則觸及客體關係經典文本的限制，同時質問到客體關係在當前的政治及文化
脈絡下應能有何貢獻。
最後一章則探查客體關係理論表層下到底它所建構的基本假設為何。
客體關係是什麼？
客體關係最初是弗洛依德精神分析理論在英國體系的一個發展。它不只是視人類為生物驅力的一種體系，它把“關係”置於人性發展的最中心地位。
“客體”一詞並非意指一無生命事物，而是弗洛依德所說本能的“標的”或“客體”（對象）所過渡而來的觀念。
依客體關係的說法，客體指的是哲學意義上主體與客體之間的區分。
我們對“他人”（others）的需求即是這個體驗的“我”（an experiencing ‘I’）對另一個要去接觸的體驗的“我”（another experiencing ‘I’ to make contact with）的需求。
“部分客體”指的是一個人的某部分或某面向。
我們可能是在和某一身體部分而不是整個人建立關係：嬰兒對母親的乳房、色情作家對生殖器；或把人當做一個功能體而不是完整的一個人，比如牙醫師、侍者或稅務員；或對人的某個面向，比如只是把他們視為聰明的或易怒的人，或是可能會借我錢的人。
“客體”也可能包括一個非人的東西或事物或觀念，但是透過人際關聯使得它在人的主觀上是重要的，比如家、藝術、政治等，雖然是續發性的。
客體關係認為“自體”是在“關係”脈絡中所發展及存在的一個個人領域，本身即是由該人各不同面向之間的內在關係所構成。
客體關係的理論是根植於下列信念，即人類基本上是社會性的：我們想和他人接觸的需求是最根本的，是不能用其它需求或化約到更基本的某些事物來加以說明的。
客體關係的架構是把人類置於外在與內在關係的二元世界中。其中任一世界均影響著另一世界。
我們的內在世界是一個不斷變化的動力過程，其型態有些是比較固著不變的，有些則是比較變動不居的，而兩者可以既是意識的又是無意識的。這些動力變化影響我們如何體驗外在實體，而這些動力變化本身也被我們對外在實體的體驗所影響。
因此我們是十分穩定的存有者（beings），帶著執著不變的結構和人格特質；但這些可以透過我們對生命的體驗，特別是我們在關係中所體驗到的加以修正或改變。
客體關係並不具有顯著的超個人或靈性的要素，這反映出它是從弗洛依德學派而不是榮格學派的根源所從出。
就如弗洛依德理論般，視生命為一傳承而來的混合體驗，帶著不可避免的某種程度的不舒服及內在衝突。
焦慮或可以被修正、平息掉或加以管理，但是不可能被連根拔除。
客體關係理論家：
客體關係的傳統並不是一種系統性的、依序發展的理論，而是一個鬆散的學派，其觀點互異，常有衝突，但卻擁有共通的客體關係基本假設：即對關係的需求是最原初的，而自體是由意識及無意識層面上的內在關係所組成。
客體關係開始於弗洛依德本身從其基本理論前提做變動超越的，這樣的變動超越不斷增強其動能直到他生命的終點。
弗蘭克．蘇洛威所做的整體性研究，其書名“弗洛依德：心靈的生物學家”（1979），表達了弗氏的出發點。他早期的心理學視心理為具體的、可測量的，其終極是屬生理學的。
然而，他晚期的工作，包括一個比較主觀的對心靈的看法，視其為經驗的焦點，強調和他人間關係的重要性，同時包括構成人的複雜性的種種內在關係。
諸如：伊底帕斯情結連同其人際結構的概念、超我即父母的內化作用，顯示把關係的觀點加進其較早期的看法，即情緒的發展乃根基於內因性的過程。
克萊茵不是一位科學家，因此輕易就捨棄掉她從弗洛依德所傳承來的生物學取徑。她用的是和弗氏同樣的用語，但帶著的是不同的重點及意義。克萊茵學派的理論源自一主體性（subjective）基石，相對於弗氏早期工作中的生體科學（physical science）基石，然後進一步發揮他晚期概念所發展出來的詮釋性各組成部分。
她打開了一個我們每個人都住在其中的內在世界觀念，這個內在世界會和外在世界及我們對它的感知彼此間互動並影響。
她從未表現出對她所開啟的有關精神分析概念她和弗洛依德之間鴻溝的感念：她顯然從沒有把他們彼此之間的決裂觀點表明清楚，她把她所從事的工作視做是對弗氏思想的開啟而非挑戰。
費爾邦，和克萊茵大約在同時期從事一些工作，他確實把他和弗氏之間的差異挑明。
他主張弗氏學派的前提和當前科學思潮是不搭調的。
他重新界定生命的目標是“關係”而非本能的滿足，他提出一心靈模式，確實和弗氏的生物學基礎大相逕庭。
他和弗氏理論前提之間明顯的不一致是他相對上在精神分析學界中被忽略的主要理由之一。
溫尼可比較沒有去改變理論而是做較多的溝通。
他是針對母親－嬰兒間關係、精神病的治療、以及自體的主體間經驗的一個詩意的論證者（poetic discursor）。
作為一個自然的實驗者，他把精神分析概念及態度帶到小兒醫學中，那是他工作的其它部分，然後創造出他在所有各類醫病情境中有自己特色的處遇治療。
溫尼可的所作所為有一寬廣的共鳴共感性，因為他旳專業領域如此廣泛以致遠遠超出精神分析會談室所限制的範圍。
巴林也是把精神分析帶到醫療領域中並強調醫病關係在醫學處置當中的重要性。
此外，他對治療關係的注重使他得以發展出一個針對早期情緒發展的富原創性觀點。
他把處理較麻煩個案中所有的問題加以整理，然後帶給今日所有各種取向的實務工作者應有的領悟及導向，就像他對任何心理學理論其有限性的很小心謹慎的評論般。
甘翠普比任何人還做了更多與費爾邦理念的溝通，雖則還是有一個距離的。
他對類分裂人格狀態充滿熱情的倡導，並且對該狀態所需加以提示的各種治療過程，使得吾人對情緒障礙個案產生同情而不是批判。他希望把費爾邦理論的豐富性及溫尼可富共感同理的實務放在一起創造出整合性的客體關係心理治療。
鮑比則把現代科學性的態度及取徑帶到客體關係裡面來──但意外地，遠遠不為其同僚們所歡迎。
在轉向新的動物行為學及系統理論科學時，他提出自己對弗洛依德學派和客體關係諸前提間關於內建的依附行為的綜合理論。
他把幾乎全部的專業生涯都奉獻在有關依附及失落而不是直接和病人治療的研究當中。
凡看過他和其同事，詹姆遜及喬依思．羅柏森所拍攝的影帶沒有人不被感動。
“一個兩歲小孩赴醫院”（Robertson，1952）“約翰，17歲大”（ Robertson and Robertson，1976）讓我們看到小小孩童絕對需要穩定關係的震憾人心的鐵證。
鮑比對社會政策的影響是直接而深遠的。他的依附理論是客體關係理論裡面的一個分支，和社會協議整頓（social arrangement）有著特別連結。
助人專業中的客體關係：
客體關係是一項整合鬆散的理論，並不是一個整套組合式的取徑。
它提供的是一個富彈性，非直接處方式的架構，藉以理解及治療人們，而且曾和許多不同的治療模式和取徑放在一起被看待。
美國的自我心理學及自體心理學現今就已被拿來和客體關係連結一起。某些榮格學派取徑在其訓練及思考中也包括了客體關係。
人本主義的心理治療以及諮商領域也在客體關係的傳統中發現到豐富的概念架構來深化他們對人的了解以及究竟心理治療及諮商意義何在；即使是行為學派現在也承認治療關係的重要性。
由於“關係”是其中心所在，一個“客體關係”架構乃只能就其本真如實地（authentically）被加以使用。
它所用的工具包括公開性以及對某人自身及他人的感受、思想、感覺、態度以及直覺預感的關注。
透過其對內在和人際間無意識過程的詳細探究為焦點，客體關係乃能幫助諮商員、心理治療師、輔導老師、社工員及其他助人專業者去了解並和那些否則看來似乎不可預期且讓人挫敗的人們一起工作。
弗洛依德學派理論及客體關係是在十九世紀末及二十世紀時於歐洲文化脈絡下發展出來的。
因此他們的理念不管是其哲學根基上或者是透過與白人，大部分是男性、中產階級人們的原初經驗上，都受文化束縛。
比如和某一文化團體有所共鳴的觀念，是無法自動地如四海一家般應用到其它文化團體上，而目前有一個很急迫的需要是想讓更多的影響能帶到當前的理論與實務中。
透過和各種不同文化團體的相處及治療經驗，所有從事實務工作的人們都應加強他們對該差異性的覺察，並且進而貢獻心力以達到該心理學理論的修正和擴展。
客體關係與社會：
客體關係已對一般的西方社會造成革命性影響，就如同在心理治療的小領域造成的影響一樣。
由於親密且持續的關係之重要性已被確認，社會政策跟著改革。現在政府做了許許多多的努力為了避免讓幼小孩童和父母分離。
醫院也比較會鼓勵而不是禁止父母和他們的小孩陪伴在一起，需要照護的孩童則比較贊成將之安置在寄養家庭中，而不是在非人性的機構裡。
難民孩童則儘可能和父母之一在一起，而不是像以前一樣是被放在陌生的機構中予以“救助”及養育。精神病院的關閉也是因部分體認到非人性機構式照顧對那些脆弱成人是有一些缺點的，而以關鍵工作人員（key-worker）體系針對關係加以養育則已經散播到整個福利工作中了。我們現在視親密關係是人性發展一必要的脈絡，且是滿意人生中不可或缺的一環。（完）
部一：理論
第一章 西格蒙．弗洛依德：精神分析的開始
陳登義 醫師譯
導論：
弗洛依德的精神分析所衍生出來的諸種態度和理念已滲透入整個西方文化。二十世紀的藝術、戲劇及電影正反映出他對人性本具衝突意識的狀況，對於他的宣示，即吾人都被所知甚少的力量驅使，也賦予戲劇性的重要旨意。廣播業界則剝削那性與攻擊強有力的無意識根源作為其商業貿易上的工具。
弗洛依德有關人格是從密切形成的孩童經驗中演化而成的看法成為社會和教育政策的基本磐石，甚至把焦點放在家庭上，視其為情緒發展的背景脈絡，以及社會傳統習俗的媒介者。
經常被使用的一個詞，諸如“弗洛依德式說溜嘴”（Freudian slip）顯示出他的觀念已經進到人們日常生活中來的程度了。但他仍是一位充滿爭議的人物，其所挑起從阿諛奉承到憎惡的回應同時帶著相對上不太有所根據的較平衡的看法。這些強烈的反對意見似乎源於他的人格和風格以及他研究主題的不易解決的本質所致。
在單單一個章節中大概只能對弗洛依德的一些主要觀念做概要的描繪。因此本章只是一簡短的介紹而非詳細的探究，主要目的在釐清客體關係所得以發展的根基。讀者可能有興趣探索弗氏及十九世紀維也納的一些歷史、傳紀及理論方面的研究，特別是去閱讀他那浩瀚廣博而深具影響力的大量著作。
那麼這位對西方世界具有如此深遠影響的人究竟是個怎樣的人呢？
弗洛依德的生平：
西即斯蒙．許羅莫．弗洛依德（Sigismund Schlomo Freud）是在1856年誕生於奧地利一個中產階級，沒有宗教信仰的猶太家庭。他的父親雅各歲數遠遠大於他母親，且從前一個婚姻中已經有了已成年的孩子。弗洛依德是這個婚姻中八個小孩裡最大的一位，由於他的天資聰穎、高大強壯的自信，乃成為這個家庭在他們所居住非猶太異教徒社會中想要成功及被肯定的希望之所繫。在他青少年時期即已決定“西格蒙”（Sigmund）這個名字是他所要的，這也就成了他長大成年後所用的名字。
奧地利正被席捲在政治及文化的混亂中，而弗洛依德所成長的地方－維也納，正好身處其中樞（Taylor 1948 ；Schorske 1961）。社會動盪更受經濟恐慌及1873年股票市場崩潰影響。哈布斯堡（Habsburgs），是歐洲統治最古老長期的王室家族（譯註：成員從1273年到1918年當過神聖羅馬帝國、西班牙、奧地利、奧匈帝國的皇帝或國王），當時正處於自我破壞的劇烈動盪中：歐洲受魯道夫王儲及其未成年情婦在1889年的雙重自殺所動搖，以及一次大戰結束時，奧匈帝國的解體。Schnitzler及Scoenberg、Klimt及Kokoschka、和維根斯坦及希特勒等都是從19世紀的維也納所浮現出來的。我們應在這樣的革命及轉型之大沸鍋中的定位弗洛依德及其觀念。
弗洛依德研習的是醫學，他不懈的創造力之早期例子是對古柯鹼的提倡。他在處方給一位瀕死朋友古柯鹼試圖治療他對嗎啡的成癮時，由於朋友的苦痛惡化導致弗氏對該物質的成癮可能性相當驚愕幻滅。他從研究轉向精神醫學以便能支撐整個家庭，在一段漫長的訂婚之後，他和瑪莎．勃內斯在1886年完成終身大事。
他為所有六位孩子取了他所欣賞的朋友和歷史知名人物的名字。他似乎是一位充滿感情和關愛的父親，1920年當他發現心愛的女兒蘇菲死亡時，幾乎無法承受。家中事務處理則包括瑪莎的妹妹?敏娜，她和瑪莎及他們的女兒?安娜都圍繞在他的身邊照顧他直到去世為止。
反猶太主義在弗氏一生中是一個與日俱增的傷害力量。他提到童年時期對父親在面對一位氣勢凌人的基督徒把他的帽子丟到水溝中時無法挺身而起覺得非常不滿（Gay 1988：11-12）。他發誓永遠不會成為一位“謙卑的猶太人”，而他真的從未食言。在老年時，遭受癌症之痛，在納粹的蹂躪之下他的工作被禁止，他的書籍被焚毀，他和他的直系親人在有權有勢的英、法友人代其申請並付了一大筆錢之後被允許離開奧地利。
而之後也證實不可能帶著他的四位姊姊和其它家人一起離開，結果他們都死於集中營裡。弗洛依德要離境的一項條件是必須簽署一文件說明他被良好對待且其科學著作被完全尊重。他同意，但其中明訂他可以加上自己的背書。上面帶著強烈反諷意味寫著：“我謹向所有人極力推薦蓋世太保”（Gay 1988：628）。
弗洛依德在1938年抵達倫敦，一年後即去世。他和家人在漢普斯得所居住的房子現在成了“弗洛依德博物館”。該處提供對弗氏大家族及精神分析形成年代種種的一個令人興奮、精彩萬分的認識及了解。
或許我們可以假設弗洛依德充滿矛盾的開端深深地制約了他的一生及其工作。他是一個愈來愈受迫害的少數族群中的一員，同時又是家中注意力的中心。此一雙重地位在他的晚年中不斷重覆，包括被圍繞在週圍忠心耿耿的同道們對他觀念上的敵視反應而緩衝時。他們被預期以他為首而把自己當作追隨者來各適其位，這樣的一個期待不可避免地使弗洛依德體驗到那些他所曾寄以最高希望的人所帶來的背叛。
那些天賦異稟且富原創性的思想家，諸如阿弗烈．阿德勒，卡爾．榮格以及威爾罕．萊克等離開了弗氏圈圈去發展他們的理念，結果得以更為獨立，那是在圈圈裡所不可能的。弗洛依德不斷重覆地感受到被那些他所曾高度相信的人所背叛，但總是會有更多的人準備好要來取代該位置；而弗氏直到生命結束時仍在精神分析領域中保持住其主導優勢的地位，從未被成功地挑戰過。
一方面，閱讀他的作品可顯示他對真理所作出的科學奉獻，同時他堅持其理念只是一個開端，而另一方面，他又自負地宣稱只有那些曾被分析過的人有權利批判其作品。他所談及的那些主題都必然地導致（人們的）害怕和憎惡。
他研究過性倒錯、神經症及夢；剛開始他提出神經症是由於孩童期被性虐待所致；並且令人不安地提出性生活其實肇始自搖籃期。弗洛依德生命中的吊詭以及自相矛盾都具體而微地含括在他的理論中。
弗洛依德的理論：
回顧：
弗洛依德精神分析的形成大部分概念早已存在於他當時的文化環境中；他和他的追隨者所造就出來的其實都不是原創性。
嬰兒性欲、雙性欲、無意識、本我（Id）等等都是當時已有的觀念。
弗洛依德的成就不在發明這些東西，而在嚴謹地對待那不流行的、不被重視的有關心智障礙的人們。他當時已經具備革命性的想法，認為個體並不能全然掌握整個自體。
弗洛依德的精神分析理論被發展成為一全新的課題，乃基於下列幾項假設：
．心智生命是可加以解說的，因此對自由意志的看法產生重大的挑戰；
．心智具備一特定的結構且遵循內在法則；
．心智生命是演化及發展的。根據達爾文，弗氏認為成人的心智只能透過孩童 的形成經驗來加以理解；
．心智擁有無意識力量，它具備巨大的強度及力量，雖然不是直接經驗到，卻對人類具有難以認識的遠為強大的影響力。
雖然無意識不是一個新的概念，弗洛依德卻使它成為神分析的重要基石；
．心智是肉體的一面，創生與死亡這一生物上的事實成為我們心智與肉體生命的基礎。
性欲是所有欲望的典範；嬰兒性欲是最原始的欲望，深植於肉體之內。
早期的弗洛依德理論是唯物論者，根本上視心理學為一種肉體事物。
他早期的著作視心智如同由具體的固定事物（fixtures）所構成，只能藉由力量使之移動：即帶著一種報復心的牛頓式物理學。弗洛依德的整合陳述則具有一種帶強烈維多利亞傢具堅固可靠的懷舊色彩：如橡木桌子及紅木餐櫃，可耐久並且必須用力且煞費苦心才能移動。
弗洛依德是位二元論者，他的概念通常是成對的：自我與本我、意識與無意識、愛欲與死亡本能（破壞欲）。
它是一種經驗模式，我們身為個體的人不是和它共鳴就是無法理解它。弗氏本身則體認到他的某些想法乃源自一情感上的基礎。在“文明及其不滿”一書中，他承認由於其“死亡本能”的概念所引發的爭議，“但隨著時間的過往”他寫道：“〔這些想法〕對我產生這樣的一種深信以致我再也無法不如此想”（Freud 1930，S.E. 21：119）。
弗洛依德的悲觀論調來自其二元論所隱含的衝突。
他對生命的看法是不容妥協的：即好人及有意義的人生是源自對衝突的管理。我們是分割的存有（divided beings），沒有潛在的統整、極樂或和諧。在個體而言我們最能做的是對我們的破壞性負起責任，然後儘量減少它所產生的損害。社會對個體言是不可避免而為對立的，因個體不管如何是要依賴團體。
就弗氏而言，西方文明付出了非常高的在潛抑作用方面的代價，導致其成員生產神經症。他認為宗教是根據未被認明的嬰兒需求所產生的自我妄想（elf-delusion）。他寫給一位想像中的病人說：精神分析的目的不是要提倡快樂幸福，“但是如果我們成功轉化你在歇斯底里症上的不幸成為一般的不快樂不幸福，我們就會有很多收獲”（Breuer and Freud 1895，S.E. 2：305）。
雖然弗洛依德希望精神分析應該可以被接納為一門科學，它的概念卻不是衍生自自然科學上的實驗及驗證方法。反而，它們源自內省及回顧（introspection and retrospection），其中大部分是弗氏本身的。
弗氏理論對嬰兒及孩童的圖像基本上是透過弗氏在一天當中的最後半小時所做自我分析而加以重新建構的，其次才是透過他對其成年病人的經驗及記憶所做的詮釋。因此他的理論所根據的是主觀大於客觀，所展示的是心靈如何體驗及理解自身，這中間透過十九世紀西方科學及社會學思潮作為媒介。此一主觀基礎意味弗氏一直不斷地在發展及改變他的想法──有時就在同一篇論文的字裡行間中即可看到。
如果沒有暫行接受弗洛依德的唯物論、演化論、二元論根基，我們將沒有立場去理解或去思考他的理論。心裡頭有了這些態度及觀點，我們或可進而對弗氏觀念中最重要的部分做一簡短探討，如同他在生命最後時刻所統合陳述出來的（Freud 1938a，S.E. 23）。
在他晚期的理論中，弗洛依德用許多種方式來劃分心智生命。結構上，他視心靈有三個（存在）實體（或本質）（entities）：即本我、自我及超我。動態上，他視心智生命是在意識及無意識的層次上進行的（proceeding）。驅使心智生命的力量則衍生自兩種主要的本能：愛生（Eros），或生的本能，以及死亡（Thanatos），通常名之為死的本能。心智及情緒的成熟度是透過各發展階段緩慢逐步獲取的，即所謂原初自戀、自體愛欲、口欲、肛欲、陽具欲及性器欲等。早期發展的最高點是在大約三到七歲之間達成，而在陽具期階段則出現伊底帕斯情結的戲劇中。透過此衝突的解決而有道德、成熟性欲以及最終在潛伏期階段的裂口（hiatus）之後浮現出成人人格。
對英語世界的人而言，一個主要危險（hazard）來自弗洛依德著作由詹姆斯．史粹奇的翻譯上。當精神分析在某一時期被納粹所禁止認為是猶太科學時，史粹奇特別焦慮弗氏的著作是否會被西方社會接受為主流產物，因此他在翻譯時心中常帶著此一目標。弗氏的寫作是用一種很簡單的德語，完全沒有專業術語，而史粹奇則用一種隱晦的拉丁化語言用詞來介紹（Bettelheim 1982）。
因此，簡單的用詞，如Ich或“I”（我）被翻譯為“ego”（自我）；Es或“It”（它）則成了“Id”（本我），而Uber-Ich或“over-I”（上面的我）則成了“super-ego”（超我）。這些和其它翻譯的用語既不具弗氏著作中所帶有的感受，也不具有主導性，因此如重新翻譯以比較精確且能挑起共鳴的“我”、“它”以及“上面的我”是會有幫助的。
心智結構：
弗洛依德首先在“自我與本我”（The Ego and the Id）（Freud 1923，S.E. 19）中提出他的三部曲心智結構。在晚年的“精神分析學大綱”（Outline of Psycho-analysis）（Freud 1938a，S.E. 23）中，他想像這個結構是腦部生體器官和意識主觀經驗之間的一個連結。
弗洛依德把“本我”界定為心智的原始且不可變的基石。它是無意識的，因此永遠是只能推論而非直接經驗的。他描述“本我”為本能或驅力（Triebe）的一個大沸鍋。“本我”的目的即是人的基本目的：不需思考、妥協或被認可的滿足。弗洛依德是從那位古怪的精神科醫師喬治．葛洛代克（George Groddeck）處借用這個詞：
我主張這樣的看法，即人是被“未知”（Unknown）所賦予生命，在他之內有一個“Es”，一個“它”（It），某種奇妙的力量，既導引他本身所做的事，也導引那發生在他身上的事．．．人們是靠著這個“它”而活。（Groddeck 1949：11）
本我及其驅力是我們內裡最有力量的。它們是與生俱來的心理生物特質，就像其它動物所具有的築巢或餵食行為，棲息在心智與生體、抽象與具體之間的邊緣上。
“自我”是透過“我”（I）這個字的單純性被喚起而非被界定成的。不管是意識上或無意識上所下的決定，都是心智的這個組織良好的部分所做的。其功能是為了保存作為某一面向的生物體，同時也是為了保存作為“本我”的一已分化部分的本身之存在。弗氏的思想裡，關於“自我”的源頭是不明的：在同一篇文章中他一方面將之描述為自始即當然存在，另一方面又認為它是出生後從“本我”所發展出來的（Freud 1938a，S.E. 23）。所清楚的是弗洛依德視它為比較上相當脆弱的一個結構。在足夠的壓力下，它會失去了根基，變得無法思考及決定，而在某種程度上被“超我”所減弱，且由“本我”所遮蓋或重新被吸收至“本我”裡面。
由於“自我”的基本功能是自體保存（self-preservation），它乃必須把外在因素考慮進去。它的終極目標是讓“本我”得到最大的滿足以符合存活及健全。“自我”體認到一個人不能有他的蛋糕就把它吃掉，然後又要調節本我的需求、外在現實的限制束縛以及超我來的壓力。它必得藉妥協及拖延或否認滿足，在衝動及採取行動之間作理性思考才能奏效。在失掉一場足球賽後，“本我”的衝動會要我們直衝馬路不顧危險；而“自我”則確定會要我們先等候讓車子通過馬路。
“超我”最後發展出來，它非常清楚是社會的產物。就像“本我”，它大部份是無意識的，雖然我們意識上自覺地去經驗從它所衍生出來的愧疚感。“超我”是父母，就一般刻板印象而言即是父親，所發出禁忌聲音的內化作用。此項具體化身（embodiment）是要解決伊底帕斯情結的一部分，在 那裡，父母的聲音被轉化成可為內在控制的一種能力（capacity）。弗洛依德相當少去提到它較正面的相對部分，即“理想自我”（ego-ideal）。他視“理想自我”為那比較溫和的父母聲音，就一般刻板印象而言為母親，的內化作用。“超我”所提的是由愧疚感所支撐，以自律（self-discipline）形式出現的負面控制。“理想自我”所提供的是我們所追求渴望的種種理想。
自我的職責是調解來自“本我”、“超我”及外在現實的要求。如果這是不可能的，就會產生焦慮：來自外在世界不可避免的危險，會產生“現實焦慮”；如果是夾雜著“超我”的要求，則會產生“道德焦慮”，或所謂的“愧疚感”；而如果是“本我”需求沒有被足夠確認，則會產生“神經質焦慮”，或所謂的“神經質症狀”。
精神分析的目標即是強化“自我”，而如果“超我”過度嚴厲或特別軟弱，則要加以修正。外在世界只能被任何一位個體以些微的方式加以改變，而“本我”是無法改變的：它的許多力量只能單純地加以圍困處置或使不得逃脫。所有精神分析所能做的是促進自我容量以承受衝突並包容焦慮，在行動前多方思考。弗洛依德是對此謹記在心的情況下在表達它的目標：“本我所在之處，就會有自我相隨”（Freud 1933a，S.E. 22）。（待續）
本能
這些形成雖為心智結構，卻是本能或驅力提供其能量。弗洛依德的驅力觀點隨著時間而作改變，但他總是把其分類為兩個相對立的組群。他先是界定其為自我本能（ego-instincts）諸如飢餓和攻擊，為的是保存個體生命的目的，而性本能，其存在則是確定種族的延續（Freud 1914，S.E. 14）。
他之後把其最終對本能組群的界定視為“愛欲”（Eros），生命本能，其能量稱為“性源能”（或直譯“力比多”）；而死亡本能，通常叫做一單數的死亡本能，而有時候則稱為“死亡欲”（Thanatos）（Freud 1920，S.E. 18）。本能位於“本我”之內，是所有心智生命的力量它們。就其深處言，它們是生物學上的隱喻，根植於生命的肉體部分之參數，對弗洛依德而言是心智的基石。本能組群彼此間並不分開的：弗氏將之想像為處於一來自生命之始的持續融合狀態，這生命之始就弗氏言即為出生。
死亡本能的插入是朝向當前狀態的解體，透過退化而導向存有的較初期狀態。它的終極目的是要達到生命本身開始之前所盛行的狀態：此即死亡所代表的──無生命狀態（inanimacy）。就其本身言，死亡本能將因而導致個體能平和地放開生命；而弗洛依德相信這個生命的內在破壞者是永遠跟我們在一起作為我們構成（make-up）的部分。我們只能藉外化（externalising）死亡本能來存活我們朝向死亡的驅力，然後藉以產生一衝力來解組並破壞其它的存有或存有狀態。在生命結束時，種種本能終於進入平息，此時死亡本能即帶來我們所謂的自然死亡作為內在需求的一項應驗。
愛欲本能必得藏身在死亡本能外化作用之後，由於在弗洛依德理論中，它是這樣的單獨，而使得個體乃能至少維持活生生的。在許多情況下愛欲和死亡本能是既相等又對反的力量，雖則弗氏也不太符合邏輯地認為死亡本能必得站在優勢地位上，因為無生命狀態總是戰勝生命狀態。由於死亡本能總是傾向解體，愛欲本能乃成為把事物聚集一起以創造新的聯合體（new unities）的驅力。在性欲中，愛欲的出現是最確定而無庸置疑的，弗洛依德視其為把兩種存有為了繁衍目標而聚在一起的力量。
然而，由於弗洛依德認為本能是融合性的，實務中性欲也同時包含某些死亡本能。弗洛依德從他自己的男性、異性戀觀點把性行為描述成一種攻擊的動作（亦即，插入）以成其為最深度的親密。所有的衝動，不管是性的或非性的，都有類似的混合性。例如：我們看吃蘋果的動作，其動機既來自對蘋果的欲望及最終與之聯結一起，同時也是想破壞它使之成各別實體（separate entity）的一種衝動。該融合性的弗氏理論講的驅力包括創造性及破壞性衝力，而這些衝力所產生的衝動都可加以化約而分析之。
一點不另人驚訝的是即使在他的時代，死亡本能已是一個引人爭議的觀念，經常被視為反生物學及特異反應的悲觀主義。許多人覺得統一性（unity）終究必須是潛藏在二元性之下而為其根本的，以單獨的生命本能成為存有之根源。有時候，攻擊可被視為一正向而非負向的力量，或者是對挫敗的一種續發性而非原發性的反應。同時我們也會感謝死亡本能的這一觀念（或者任一所謂的“本能”）是可以用來阻斷對明顯負向行為的進一步理解：它可以單純的就視作為“本能”。
然而，若我們記得弗洛依德的生命經驗，他認為破壞性是一種原初力量的這一信念，是沒什麼好驚訝的。他是成長於一解體的社會中，舊有的確定信念以一種前所未有的速度被破壞無遺。1914至1918的“大戰”或“世界戰爭”本來很可以是一個像今日核子戰爭般的毀天滅地，明擺著人類有能力破壞自身及整個星球的證據。在弗氏老年時期，反猶太主義變得更為興盛而籠罩其整個一生而導致對他的族民的企圖破壞以及對他一生著作的焚燒破壞。當他在1939年去世時，他一直承受著一種愈來愈痛苦的癌症長達16年；而第二次世界大戰就在數週前已然展開。在這種種情況下，弗洛依德以愛欲來和死亡本能加以平衡看起來庶幾乎是樂觀主義的。
今日吾人看死亡本能經常是將其視為一種歷史上的年代錯誤（historical anachronism），但要對它置之不理又可能太過份了一點。要了解弗洛依德關於本能衝突的看法，其方式之一是將之改述（paraphrase）為我們在邁向新經驗、新理解以及新存有方式之間所掙扎的困境，然後撤回（retreat）到過去那較安全、較單純、較熟悉的型態──這是對無生氣（inertia）所做的拉拔。
透過給予像死亡本能這樣一種概念其可能性一些空間，縱使我們無法全然贊成它，我們承認那在我們內裡及我們之間破壞性的深度。雖然它所產生的戰鬥勢必永不停歇，但它永無戰勝之日：即最多我們只能達到暫時的休戰，上述的假設是蠻合乎現實。死亡本能是對人的死亡、種族滅絕、甚至我們星球可能的破壞以及宇宙不可避免的終結其實是自然而非什麼可怕的事件等現象提供一種觀點。帶著這樣的一種概念，死亡並不會偷偷偷襲我們並致我們於死地；邁向死亡的動作是在我們內裡發生的，使我們有能力來和面臨死亡，不管是個人的或更廣泛的經驗，達成妥協或知所應對。它或可協助我們找到看見死亡跟著生命走如同一個可以接受事物狀態般的可能性，並使我們能夠超越那種對人性的傷感觀點，在那樣的情況下其最吉祥的特質部分已被解說的相當明白了。（待續）
心靈的地形學區分：
弗洛依德主義的心靈因此是一種機器，在一整個結構中由融合的相對反力量所驅使的機器。由弗氏所引介的第三個區分即介於意識與無意識之間。
無意識是弗洛依德用來和其它主要概念整合一起的一個現存哲學概念（見Whyte 1962）。
他預期他對無意識的提昇將因為它的推斷──即我們甚至無法控制我們自己的心智──而列入其最不受歡迎的種種理念之一。
一個“無意識”意味我們要對我們本身甚至無法覺察的感覺擔負責任，且對那我們所沒能去意識到的部分做出決策。
心靈的無意識部分其意涵仍為吾人難以接受，即令它現今已是如此令人熟悉的觀念了。究竟談論無意識抉擇或甚至無意識想法對我們有真正多少意義？“接觸一個人的無意識”這一屬性，有時被標榜為一種心理上的優點長處，其實是一項不可能的事實：任何我們正要覺察到的事物，不管多模糊不清，依定義已不再是無意識的了。這些困境清楚地強調弗洛依德理論其隱喻性的意味了。
弗洛依德將心靈水平式地或地形學式地區分為無意識，這是吾人完全無法覺察的；前意識，這是吾人或多或少能較輕易加以覺察的；以及意識，這單純地指的是此刻瞬間的覺察。就像冰山，無意識區域是比我們對自身的所有可能知識都要來得廣闊而難以衡量。即使是精神分析師也只不過對那前意識的領域給予一點點小的擴大罷了！
無意識被分成無意識本體（proper）及潛抑無意識兩種。
無意識本體是那個從未曾是意識自覺的東西，它包括與生俱來的知識──“物種發生起源”的“最初幻想”（primal phantasies）（Freud 1916-17，S.E.15）──讓人非常聯想到容格的集體無意識，同時也是當前深度心理結構所主張的理念。潛抑無意識所持有的是那曾經可意識而被我們把它壓到（push into）無意識中去的：那些是不想擁有的衝突以及那些我們通常不會覺察到的相關記憶，但卻透過夢、精神官能症狀及自由聯想而邁向表達。對所潛抑的事物會有衝力想要重新取回到意識上，這顯示潛抑是一種相當主動的過程。精神分析所尋求的是要誘導病人允許讓那最緊要的潛抑材料成為意識上的以便對內在的衝突可較不花代價地妥協或解決。有時昇華是可能的，那被潛抑的衝突可能會轉向為社會所可接受的或甚至是好用的終結。弗洛依德視友誼為性欲的一種昇華，而藝術則是所有各式各樣的衝突的昇華。
無意識是透過初級（思考）歷程在運行，而以愉悅原則為主。初級（思考）歷程意指外在理實的限制是不存在的，導致非理性，不帶否定意味、不符合邏輯、沒有時間或空間、不加思索或不會延緩。愉悅原則意指立即滿足是唯一的目標。在前意識裡，次級（思考）歷程包括現實原則：覺察到外在現實及其限制與索求。在其aegis之下，自我乃發展其思考的能力。在其於衝動與行動之間所創造出的空間中，自我同時預見（preview）了內在與外在的後果，作出可能的邏輯、理性與自律。當自我立於掌控之位時，存活與健全遠遠重於立即的享樂愉悅，此時希望現實原則能優越於愉悅原則。然而，此一優越性永遠是不夠安定的，就如同閱讀任何新聞所顯示的。反社會的性與攻擊之爆發正是媒體最流行的主題。
夢與症狀：
弗洛依德認為在夢的日常現象中以及精神官能症狀中，由於其結構方式是類似的，無意識及初級歷程的證據乃最清楚不過了。弗氏假設夢及精神官能症狀同是表達及拒斥那些被潛抑的衝動。
原始的衝動，向下被壓抑到無意識裡，向上則進入意識裡。在此同時，超我則監視著它所直接表達的東西。自我則在來自本我（本能衝動）向上的壓力與來自超我向下的壓力之間斡旋；在“妥協形成”（compromise formation）中，自我把衝動加以扭曲成超我所可以接納的狀況，如此對自我就會較少激發焦慮。
弗洛依德引用“外顯內容”（manifest content）一詞來代表夢的故事，而以“潛伏內容”（latent content）來代表其潛在意義。“潛伏內容”透過「夢工作」（dreamwork），使用種種凝縮、移置及象徵作用而轉化為“外顯內容”。夢的某單一內容因此可能擁有許多暗示。願望及動作可能從某人移置到另一人身上，掩飾隱藏該禁忌的衝動，而初級歷程則可包括用某一屬個體的、個人的層次加以象徵化，同時佐以弗氏所引自我們過去遺留傳承下來的某種古代通用的語言。
神經官能症狀類同於夢。症狀在某單一結構中包含了試圖浮現在意識中的潛抑願望以及自我對該願望的扭曲。
因此夢及症狀都同是表達一和個體的“道德律則”（moral code）相衝突的願望。例如：馬克白夫人的洗手動作使她意識自覺的欲望可以去清滌她惡魔般的靈魂：“血”永不會洗刷掉，這項事實正顯示她不斷持續存在的謀殺願望。
六歲錢帖兒的夢正顯示夢工作的開始。夢中她身處海洋中央的一艘船上，而她的弟弟則往海裡掉落。就在他踫到海水之前，小精靈們用他們神奇的笛子把他不斷的吹向船的甲板上來。但他們並沒有停止吹笛子，小弟弟結果被愈吹愈往上飄，“幾乎一直被吹往上天”。在最後一刻，他們讓他再度掉落下來。
在小女孩想擺脫掉她弟弟的願望與她想否認掉該願望之間的衝突是非常昭然若揭的。夢工作帶出諸如：船及海洋、小精靈、他們的笛子以及“天堂”等元素；以及她的小弟弟是掉落下來而不是被逼迫的事實。就弗洛依德的理論而言，在超我和差不多這個年齡時伊底帕斯情結的解決共同進入呈現之前，夢工作是微乎其微的，而當“道德律則”被內化時乃逐漸變得更為複雜。此夢說明了願望的應驗是如何為焦慮所充滿。錢帖兒哭著醒來說她做了一個惡夢。
夢和症狀具有深度的個人意義，這樣的假設乃成為社會對人以及對人類意識的複雜層面所具有的理解。許多心理治療取徑給予這些現象一個特別的重要性，認為是我們暗藏的本性自發性發出來的聲音。
性的發展：（續）
弗洛依德的伊底帕斯理論也可藉隱喻方式加以看待。茱莉亞．米契爾（Juliet Mitchell 1974）認為他對女性人物的嚴格分析，帶著幼稚性及道德上的脆弱性，或可被解讀為對一被壓迫階級的分析。
如果陽具是社會權力的象徵，那麼就可預期在下層階級會出現對該權力的欽羨：“陽具欽羨”即是對權力的欽羨。
如果某一社會團體被阻擋去掌握權力，該團體的成員勢必較不會投身於維護該社會及其習俗，這就如同弗洛依德所認為的對男性及女性超我所持的不同觀點般。次級階層所釀成的特質就會被援引為自卑感的憑證，而那些確實掌握社會權力的人則總會害怕在一種隱喻性的閹割情結下失去了它。弗氏理念的社會應用更清楚說明了對某一為階級所支配的（class-ridden）社會所特有的衝突。他的伊底帕斯觀或可告知我們更多他的社會脈絡背景而非生物命定的命運。
弗洛依德的伊底帕斯理論取代了之前的誘惑理論（seduction theory），後者認為成人精神官能症是由於孩童期的性虐待所造成的結果。弗洛依德數十年來一直廣被指責對兒童性虐待的掩飾。太長久以來，孩童的性虐待一直不是不被相信，要不就是歸咎於成人的行為。他們的說法被視為是應驗其願望的伊底帕斯幻想或所制定的條款法令（enactments）。
眾所周知，弗洛依德只是單純地不相信他大多數女性病人所告訴他關於虐待的病史，而將她們的辯詞重新架構為伊底帕斯幻想。真理看起來遠為複雜，它一向如此。似乎他的病人從來不直話直說，明白說明其童年性虐待的有關事物：他們所說的永遠要訴諸於弗氏的詮釋（Crews 1993）。一開始，他傾向把他們的想法、感受及聯想理解為童年期實際發生性活動的無意識溝通；之後，他視他們的話為對父或母親想要性佔有的無意識幻想。
有關兒童性虐侍的議題愈是被關照，他的論點就會再次比他的反對者或支持者所呈現的更不清晰明白。在公開上他確實把對它的觀點予以看輕，毫無疑問地在某部分上減輕了對他名聲以及對精神分析所產生的負面影響。特別是對“朵拉”（Freud 1905a，S.E. 7）的案例研究，顯示雖然他相信她的故事，他對她所遭遇來自一位家庭朋友的性侵犯的反應卻給予錯誤而有害的詮釋。但在信中，他表達了下列的觀點：兒童的性虐待比一般正常所認定的要更為常見，而且總是具有傷害性。是那些不承認其發生而對精神分析學屬後期的擁護者們，利用伊底帕斯情結來作為孩童辯詞的一種解說。因為後人的所做所為而去責怪該概念的原創者，這是不合常理的。
伊底帕斯情結可追溯到弗洛依德父親在1896年去世之後的那期間，當時弗氏以特別密集的方式在進行他的自我分析。雖然也有可堪比擬的其它理論根據，我們或可揣測某種程度上他之所以放棄掉誘惑理論且深入探索他自身的伊底帕斯衝突很有可能是來自對該傷慟事件的心理反應。當他觀察到他的手足，甚至他自己，顯現出一些歇斯底里傾向時，他很可能因為很隱微地把過錯歸諸到他父親而感覺愧疚（Sulloway 1980：206）。
作為治療的精神分析
弗洛依德對其理論的應用是依其發展而同時併進的。他開始是用當時頗為流行的催眠，但由於相信其結果並不持久而揚棄掉它。在一種很難得且動人的屬於比較溫柔又較女性面向的表達方式下，弗洛依德發展出自由聯想的技巧。病人躺在一分析躺椅上，幾乎不讓其有所分心，不讓其看到分析師，只是單純地說些話讓她察覺。
分析師只是聆聽，不帶指示性、不帶批判的“注意力不受約束”地面對著病人從言語、神態以及沉默中所出現的各種中斷、主題、模態以及走向而發。這是一項富挑戰且具揭發性的步驟，是非常值得試驗，不管是單獨或和伴侶在一起，即使只是花十分鐘而已。一直到今天，它仍是精神分析技巧的一支檠柱，曾經在其它形式的心理治療中被修正過但從未被揚棄掉。
當病人變得不太願意或無法講出她的想法及感受時，遲早會停住話語。弗洛依德稱此為“阻抗”：來自超我壓力所產生意識或無意識的監管（censoring）。它表示被潛抑的或較不被接受的衝動正試圖浮現出來，而這些也就是最可能造成病人問題的也方。因此，任何心理治療要有效的話，必得有時要是具揭發性的、令人感受到屈辱的、折磨神經的，這需要勇氣及毅力。
弗洛依德發現病人的自由聯想在典型的情況下會避開掉他前來尋求協助的困境，而轉移到對分析師的感受上。
似乎我們是沒有“關係”無法活的，分析師乃成為希望、恐懼、欲望及憤怒的焦點。這些感受或可能極度強烈，從依賴到性強迫到驚恐及憤恨。弗洛依德認為這個強度不是來自現在，而是在初級歷程（的影響）下過去經驗的浮現。因為在初級歷程中，並沒有時間的概念，過去和現在並不被認為是不同的。因此病人重新經驗那童年時期和父母間未解決的衝突，如此乃說明了她感受的強度及非理性。
弗洛依德稱此現象為“移情”：把過去的關係無意識地轉移到現在（的關係裡），特別是當它出現在精神分析或心理治療的情境中。“移情”可以是正向的，病人會把從分析師身上所感受到的愛及依賴視作那專供施予的、養育的以及可能是令人性興奮的──父母；它也可以是負向的，把分析師經驗為那退守的、禁忌的以及殘酷的父母。“反移情”則是分析師在病人身上的“移情，之後則被擴大為包括分析師和病人在建立關係時的所有經驗。
開始時，移情似乎是一種妨礙，它阻止了被隱藏記憶的揭發並且中斷病人的欲望使其無法克服困境，完成分析。當弗洛依德的同事布洛伊爾從著名的”安娜．歐”──他們早期的病人之一──對他產生強烈愛欲移情而逃之夭夭時，弗氏乃深入探索此現象（Breuer and Freud 1895，S.E. 2）。透過其堅定不移的努力，“移情”乃轉變成精神分析最有效的工具及組成原則：如果早期的衝突可以活生生地加以解決，是的話，其結果將永遠比只是加以描述其效果更為持久。
之後的克萊茵學派取徑即主張精神分析基本上即是對“移情”的分析：是過去未解決經驗作用在當前對現實及關係的感知上，是呈現在病人及分析師之間口語及非口語上所作的溝通。
．．．
本章對弗洛依德深具影響力的理念所做簡短的摘要或可提供一些對他的工作的範圍及原創性有所感受，這一領域是他自己在他那創發性及獨斷性的個人風格下所劃分建立及探索出來的。我們或會考量其生命經驗對其思想及著作的影響力，以其奇怪及極端的有關權力與壓制、中心觀與排除觀的連結方式。他和他的追隨者確實做了許多事情以提昇有關弗洛依德作為一位超人性化科學家（superhuman scientist）的神話，那是在時間、空間以及性別所無法束縛之下的（Jones 1957；Sulloway 1979）。我們固不必如此唱和，我們也不必對他在無心插柳之下所懸盪的有關伊底帕斯誘餌跟著起舞。所有自擁為王的皇帝在其追隨者的欽羨及恐懼中終將自取滅亡。或許我們可以不斷去察覺弗洛依德作為某一特定社會下一個平常人所不可避免的有限性。雖然我們可能不會同意他所提出供我們了解的所有概念，但我們在個人身上或可和他較深處的心靈階層能有所共鳴，在那裡它們以我們本身的方式浮現並表達這些共鳴。
諸如童年情緒發展、心智是一個結構實體、潛抑與阻抗、無意識等觀念，都是西方社會現今所思考的部分方式。伊底帕斯情結，特別是以女性的形式、心智的生物學基礎、以及特別是死亡本能等，看起來似乎是不合時宜的概念，但即使如此，它們仍供我們去領悟弗洛依德對人性的觀點，從而可能對我們自身起了作用。
在接近生命終點時，弗洛依德愈來愈轉向比較哲學上的，而不那麼具象呆板的概念來看人們。他把焦點更放在自我上，視其為經驗的中心，而不是把本我作為生物學在心理學浮現時的出口。以超我作為內化客體而建基於伊底帕斯情結的人際結構上，他繼續舖設“客體關係”發展上的一條康莊大道。在他最後的兩篇論文中，我們看到他把自我不但加以細分為分子，甚至成為原子再加以細分（Freud 1938a，1938b，S.E. 23）。一個結構化自我以及內化客體關係的概念把他早期驅力為主的理論連結到關係心理學，而後者絕大部分則由客體關係學派予以充分展現及深入經營建構。（本章完）
（本期蜉蝣論壇完）